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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同“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复斗争

时间:2019-05-27

  

简析同“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复斗争

  (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左”倾行动与“左”倾路线年在晋西北干部会上说:“群众运动起来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发生,因为群众不动则已,动起来往往超过我们主观愿望,有些过左、过火的现象。”他说,“应该认识,群众运动起来发生过左是一回事,领导的过左又是一回事,应该把群众行动上的过左和干部领导上的过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这是有原则差别的。”的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安源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前出现的“左”倾,均属于群众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左”倾行动,这同有“主义”的“左”倾路线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左”倾行动,只要领导上事先注意防范,干部不去火上加油,或者一旦出现苗头及时加以教育和阻止,一般来说是可以制止的。当然像武汉时期那样影响面大,加上处理不当,也是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损害的。30年代初期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与以上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王明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占据中共中央统治地位的。因此,对其所推行的“左”倾路线纠正起来就不那么容易。1935年遵义会议上着重解决了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对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尚未清理。1936年到天津后,对北方局存在的“左”倾错误,做了有力的纠正。抗战开始后,全党对王明“左”倾路线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194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决议草案〉中,对王明“左”倾路线做了这样的概括: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的两次错误路线。不难设想,没有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要想打开抗日战争新局面是不大可能的。 还认为,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的错误,谁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② “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黄色工会的工人,应退出黄色工会,建立与黄色工会相对立的赤色工会。他们并提出用“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来达到消灭黄色工会的目的。主张,我们不仅不应退出,而且还应该参加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利用他的合法存在,做我们的工作。当、资本家惧怕黄色工会被工人群众所掌握,要改组、封闭黄色工会,甚至逮捕黄色工会委员、代表时,“左”倾机会主义者竟认为“改组”“封闭”的是黄色工会,逮捕的委员、代表是黄色工会的委员、代表,这与赤色工会无关,赤色工会何必去反对呢?却不认为这样,他认为“黄色工会不好,只能由工人自己来改组,绝不能由资本家去改组。惩办工贼改组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丝毫不能假手他人的。”“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资本家逮捕的工人、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及其委员,我们就不反对,我们就等于承认资本家有逮捕工人封闭工会的权利、这自然是资本家所欢迎的。”在当时〈红旗周报〉上发表〈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封闭永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等文章,对“左”倾路线在黄色工会问题上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驳。 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杰出的领袖,在民主革命时期,他长期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仍然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长期的工运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善于把这些丰富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他在遗留给我们的工运著作中,曾多次提出民主革命时期“左”倾盲动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本文拟就在工人运动中同“左”倾盲动进行反复斗争,作一简要概括和论述。 从这里可以看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最先是由赤色职工国际抛出来的,“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和“撤销职工部长”的决定,是由临时中央在王明导演下,会同共产国际做出的。面对这种强大权威的压力,并没有屈服,也没有消沉,他先后撰写了20多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予揭发和批判。 王明“左”倾路线者认为,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上,只有资产阶级阵线和无产阶级阵线。”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没有“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它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并把它们都看成了革命的对象。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看不到阶级阵线有了新的变化,反而把同反动统治有矛盾、积极起来活动的中间派别,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在上海反日罢工斗争中,著名爱国领袖宋庆龄,为声援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送来2000元银元,却引起了临时中央的一场争论,有严重“左”倾情绪的同志主张,不接受这笔捐款,只是在极力反对下,才将这笔捐款接收下来。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认识完全相反,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阶段,还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工农民主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还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无产阶级是要组织吸引和领导他们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还在〈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成份并驳锹同志〉的文章中,对“左”倾路线者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完全无视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矛盾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驳。他要人们不要忘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要团结更多的人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31年9月,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10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找谈话,说“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接着1932年3月,临时中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在这次会上并决定:“撤销的中央职工部长职务,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2年安源罢工斗争中和罢工斗争胜利后,都出现过“左”倾冒险行动。安源大罢工开始时,有人要求八方井锅炉房和电机处的工人也来罢工,并要求俱乐部下令给井下停水停电,李立三和及时地制止了这种盲目的冒险行动。因为不阻止这些行动,就会使整个矿山遭到破坏,工人也就因此失去做工的机会,罢工斗争自然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情况下,有些地方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增工资减工时,到了难以实行的程度;有的工会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设置监狱、搜查火车轮船、断绝交通,甚至有的竟随意没收和分配工厂、店铺。这种“左”倾冒险行动,在社会经济及人的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说,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的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这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影响到工会与党的威信。另一方面,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这就更加方便了反革命的活动和利用。 面对以上这些情况,在〈天津讲话〉中,不只一次地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私人资本主义不但可以允许存在,而且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发展。他说: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过他们的历史功绩。“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青年时代,正是发展他们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的这些讲话得到了的肯定。批示,以中央名义,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发出指示电,指出:“最近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在报纸上只谈资本家坏,不谈资本家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在当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须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电文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正因为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种“左”的倾向,并且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给予纠正,才使恢复时期的经济不仅未受大的损失,而且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三)本来反右防“左”,反“左”防右,这是防止矫枉过正的有效方法,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时,没有提出防“左”的问题,新年新改变黄寺美容杜太超,甚至鼓励“左”的倾向的发展。因此在广大干部中,较长时间存在着一种“左”比右好的倾向,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致使干部惧怕别人说立场不稳,于是就有“宁左勿右”的现象出现。还有对广大干部来说,当革命事业遭受损失时,往往只看到敌人所致的一方面,看不到“左”倾盲动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这也是“左”倾冒险所以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明“左”倾路线的误导下,苏区工会工作,也大受其害。有的苏区工会,把一切“沿门卖工”的个人劳动的裁缝、剃头、木匠、泥匠等手艺工人,都看作“独立劳动者”,认为不是工人,都不能加入工会,已经加入的要彻底洗刷出去。他们认为,中农和一般的小手工业者,是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手工业者的联合会,是要成为反革命的堡垒的;小贩联合会,是要成为富农用来破坏合作社事业的武器的;分了土地的雇农有一部分要“走进资产阶级的营垒去”;一切职员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之一,是“工人的死对头”,更不能吸收职员加入工会。针对这些情况,在1932年4月至10月,先后写了〈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成份并驳锹同志〉两篇文章,批驳了苏区工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指出: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不管他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怎样,或者有很少的自己的工具,作为他出卖劳动力的必要条件,都应加入工会。④ 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安源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地位也有了提高。但是有的工人却进一步提出了难以实现的要求,如要求把工资增加到超过实际可能的程度;自行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到4小时;不少工人自由旷工,使生产减少一半;不听管理人员的指挥,使工程受到危害。1937年写给洛甫的信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工人要提早下班,李立三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他在信中还说:“二七以后,整个形势要求工会采取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从这里不难看出,当时的极左思潮是很严重的,好在李立三、在工人群众中威信高,经过大量的说服教育,才使这种“左”倾思潮和行动,得到有效的克服和制止。 大革命时期,全国工会会员最多时达到200多万,仅上海就有30多万,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工会转入了地下。之后,又陆续恢复和建立了一批赤色工会,30年代初期,由于“左”倾路线,使赤色工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会员急骤减少,据1931年不完全统计,全国仅有会员1100多人,加上有联系的工人也只有3000来人(当时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三四百万),上海是赤色工会较为活跃的地方,也只有666人。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左”倾路线者们仍然把工作局限于赤色工会之内,发展赤色工会会员的方式,还是一个一个的介绍加入小组、支部的办法,和介绍党员没有什么区别。不同意将赤色工会的工作拘束在狭小的秘密组织之内,他要求把赤色工会的工作发展到企业中去,发展到群众斗争中去,要求基层赤色工会想出各种办法,克服各种困难,来领导日益发展的工人自发斗争。他认为只有在领导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扩大自己的组织,壮大自己的力量。 一贯主张,应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的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更大范围的战斗。而“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管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死抱着一个固定的公式:经济罢工一定要发展成政治罢工、一定要再发展成总同盟罢工;再发展到武装起义。他们竟把工人的经济要求与政治口号混杂在一起,以为这就是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就是罢工斗争的政治化。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的第二次罢工的要求纲领,竟把“打倒吃人血汗的;打倒出卖中国工农给帝国主义的政府(豪绅、地主、资本家);打倒进攻苏联压迫中国工农的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区;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组织工农自己的政府等”,也都统统写进了工人群众罢工要求的纲领内。说这些条文脱离了工人群众大多数的迫切要求,是“左”倾路线者们,坐在自己的房子中,想出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落后的工人,看了这些条文,“就会离开我们,怕和我们接近。工人群众脱离我们之后,厂主就可以很简单的把我们几个‘光干同时开除了事。”③ 建国前夕的天津、上海、沈阳等一些大城市,在不少干部中存在着这样一些错误的认识,认为乡村中地主的土地被分配了,城市中那么大的资本家哪有不消灭的!他们认为即使现在不消灭,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因此,进城以后,有几个月不同资本家见面,不同资本家接触。在一部分工人群众中,也存在着一种准备斗争的思想情绪。认为农民翻身靠斗地主,工人翻身不斗资本家还斗哪个?而资本家们,由于对党的政策不摸底,有的被吓跑了,有的隐蔽起来了,有的准备提取资金、关闭企业、收场不干。他们普遍认为,革命已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打倒了,下一个革命对象轮也轮到自己了,因此,早一点不干比晚一点不干好。 执行局在讨论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问题时,联共派驻职工国际领导人,提出要中国在黄色工会里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不赞成这一主张,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还处于非法,在的情况下,在黄色工会内公开打出赤色旗号,等于自己给自己戴上“红帽子”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就会遭到敌人的摧残。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应该参加到黄色工会中去,做宣传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并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待条件成熟时,再转变为赤色工会。的这些正确主张,被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人,指责为“反决议”,并给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中国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纪念馆评论研究 “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有了新的高潮,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工人运动应该采取进攻的路线。他们不看主客观条件,一味要求工人不作准备地去举行罢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要求工人去示威、包围和武装冲突。结果使工人运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此相反,他估计了白区敌我力量的悬殊,认为工人运动还处于防卫的形势。他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他主张把大革命时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各种群众组织中长期荫蔽,聚集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出的这一正确主张,被王明一伙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 (二)从历史经验和社会根源上看,纠正“左”倾错误要比纠正别的错误难度大的多。感到,纠正群众中过左的问题,就使自己“苦闷欲死”,而同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高压之下,在临时中央给他撤职处分的情况下,在外部又有的威胁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能写出20多篇阐明自己观点的文章,对“左”倾路线进行批判,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呀!从产生“左”倾冒险的社会根源上看,不论是群众运动中的过左问题的出现,还是“左”倾路线的推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基础,就是广大的工人群众有一个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愿望,这种迫切的愿望,它既是推进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但是,不能否认,这种迫切的愿望,也就成了“左”倾盲动和“左”倾机会主义赖以藏身的所在。这也就成了“左”倾盲动所以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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